中国外包遭遇寒流

　　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的外包行业，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发布公告，外包收入规模仅次于东软集团的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次发行上市申请没有通过审核，但同一天发审的遵义钛业却通过了。

　　而在去年12月，外包收入排名第4的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NYSE，VIT）在纽约证券交易所IPO的惊险历程，也让文思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淑宁在“两个星期内洗了个桑拿浴”：从去年11月23日开始，文思的招股团队从中国香港、新加坡、德国法兰克福一直走到英国伦敦，马上就要去最后一站美国了，股票才刚刚卖出17%。据说在路演之前文思对发行价的预期值为每股16美元，但是在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的时候，已经调整到了7.5~9.5美元，而最终的发行价定在了8.5美元。结果到了招股截止日的倒数第二天，投资者才开始下认购单，最后总算发行成功，也算是差强人意。文思的股票上市之后不久就跌破了发行价，只是到了今年4月份才回升到了发行价之上。“我们本来计划在春节前办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我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不搞联欢了。”陈淑宁也已经预感到了形势的严峻。

　　如果说排在前几位的外包公司还能够撑住的话，那么排名第9的北京博彦科技有限公司的悄然转型则更加耐人寻味了。目前，博彦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国内企业提供IT服务上面，对美外包不再是其业务重心了。

　　“我们以前太顺利了，老是过着好日子，从来没有遇到大风大浪，今天遇到了。”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也认为国内外包产业已经遇到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活到最后呢？

　　内忧外患

　　对于中国的外包公司来说，人民币的加速升值可谓灭顶之灾。过去几年，1美元从最初的兑换8.3元人民币一路狂跌，目前已经跌破了7元大关，今年业界更是预计美元还要贬值10%以上；日元虽然相对坚挺一些，但是从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相对人民币也贬值了将近14%。

　　这对中国的外包公司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要知道，目前他们的收入有61%来自日本，22%来自美国。他们与日本和美国客户签的都是长期合同，大部分是以日元和美元来计价的；不经意之间，就有10%以上的收入没了！

　　而外包公司的主要成本（人工成本支出）却是按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来计算的。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上涨，人力资源的成本还在持续不断地上升之中。以国内第3大外包公司中讯软件集团有限公司（0299.hk）为例，截止到2007年底，中讯全职员工比年初增加了29%，而同期与工资有关的成本支出却增加了48%，中讯的毛利率比起2006年也下降了2个百分点。“毛利率的下降完全反映了人民币汇率的强势。”在2007年的年报当中，中讯的管理层也是这么认为的。

　　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某些中国外包公司仍然在使劲杀价。去年年底，全球最大的发包企业通用电气（GE）内部传出了一条震撼人心的消息：GE的一家中国供应商突然将接包价格下调了40%！

　　GE目前有12家全球外包供应商，其中大部分是TCS、Satyam这些印度重量级外包公司，也有3家中国供应商。

　　如今这家中国公司将价格降到了如此低的程度，就连印度公司都受到了威胁。GE的外包合同条款每三年谈一次，2009年又到了重新谈判的当口。据了解，GE已经要求所有的供应商的价格至少要下调15%。

　　“他们真是疯了！”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家印度外包公司的中国区高层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个价格谁都赚不到钱。”由于GE的发包量非常大，因此价格本来就已经压得很低了——据了解，GE的发包价已经在2万元人民币每人月以下，而这家印度公司承接一些中小客户外包的价格却能够达到3万元每人月，有时还能收到4万元以上。

　　而且，GE对外包供应商的要求近乎严苛。GE要求供应商要准备完全独立的工作场地，人员要按照高需求时来配置，即使项目不饱和也不能转到其他项目。此外，供应商使用的所有软件都必须是正版软件，就连硬件也有很高的要求：所有的PC和服务器等电子设备都要采购GE指定的、价格不菲的高端品牌，从门口到工作场地要设置3道门，每个房间都要有视频监控装置，数据中心要独立配备，墙必须是实体墙，每个房间都要有两扇门......所有这些要求都会大大增加供应商的成本。“这么一个300平方米高标准的研发中心，不算办公设备也要1080万元投入。如果按照那家中国公司下调40%之后的价格，即使我们把交付中心转移到成都和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也只能刚刚保本。他们的规模要比我们小得多，根本就不可能赚钱。”

　　更令这位印度公司员工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家中国公司虽然采取了自杀性的抢单行动，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中国的外包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就像是一盘散沙，也没有一家强势的行业协会来制定行业的规范。而在印度，NASSCOM（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是非常强势的行业协会，一旦有公司采取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就会立即遭到全行业的封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家中国公司撑不了多久。”有业内人士这样认为。

　　艰难应对

　　面临不利的局面，中国的外包公司们必须向更高层次的业务挺进。3月5日，在位于上海桂林路396号的西南软件园中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揭幕仪式，文思宣布将为3M中国设立软件外包中心，承接3M中国的电子商务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的开发。虽然开始的时候这个外包中心只有20多名员工，但是文思已经在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再过几天，3M总部的高层将到这里参观访问，文思希望借此拿到3M总部的订单。

　　3年前，当陈淑宁来到美国硅谷，拿到仁科（People soft）离岸开发中心（ODC）订单的时候，也就是几个人的小项目。如今，文思的很多ODC项目都已经达到上百人的规模，客户很多都是微软、Oracle等《财富》500强公司。由于客户的质量较高，加上从事的外包项目较为高端，中国外包公司中文思的人均收入一直名列前茅。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也在跟客户谈判，现在有一家客户已经接受了我们涨价的要求。”东软的刘积仁说道。

　　而大多数规模较小的中国外包公司则没有实力和客户进行博弈，一旦收入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让它们无法承受就只能放弃。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优胜劣汰和行业整合速度将会大大加快，有资金实力的国内大公司将会通过并购将自己做得更大。

　　即使是规模较大的国内外包公司也丝毫感觉不到轻松；实际上，国外重量级的竞争对手依然咄咄逼人。

　　在经过了几年适应期之后，印度外包公司一方面通过在中国设立交付中心继续牢牢锁定重量级的全球客户，例如TCS在杭州的研发中心就承担了GE全球一个1000多人的外包项目。另一方面，印度外包公司也开始赢得金融、电信等国内高端客户的青睐。TCS通过与微软以及中国公司合资，拿到了中国银行的10亿元人民币外包大订单。

　　与此同时，中国外包公司还要面临本土化的美国外包公司的挑战。奥博杰天虽然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但是在公司刚成立时就将交付中心放在了中国，如今已经发展到400多人的规模，做的也是相对高端的项目。“我们在北美有15名商业拓展人员，由于我们是美国公司，我们就能够很方便地直接为北美客户做离岸外包，经受的价格压力就要小很多。”奥博杰天总裁Douglas Winter认为。奥博杰天的母公司被存储巨头EMC收购之后，奥博杰天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们正在考虑将更多的客户定制开发工作交给奥博杰天。”EMC全球副总裁、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范承工透露。此前，EMC曾经采取与东软合建研发中心的方式，将部分软件开发外包给了东软集团。如今，奥博杰天也许会对东软与EMC的合作产生不良影响。

　　要得到海外客户的认可并不是容易的事情。4月11日早上9点，美国硅谷PaloAlto皇冠假日酒店的会议室中正在举行一场早餐会，来人大多是思科、雅虎等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中层，有一半左右都是华人。在这次早餐会上，文思和文思的美国客户TIBCO公司的高层都做了发言。文思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尝试找到新的商业机会。尽管现场讨论的气氛还不错，但是会后文思北美的某高层却表示，“我们正在考虑这种类似的早餐会还要不要搞了。”他发现，这种早餐会成本很高但是并不一定能达到当初设想的目标——部分受邀的客户并没有来，来的人当中关键决策者也很少。目前文思在美国西海岸奔走的商务拓展员工已经接近10人，东海岸还有1人，如果不能拿到高价值的订单，这么多的人员反而会成为文思的负担。

　　“上市前我满怀信心，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还很小。”陈淑宁感慨地说道。即使是国内最大的外包公司，其营收也只是相当于Infosys等印度外包巨头的几十分之一，人均年收入也不到Infosys的60%。

　　从发展阶段来看，即使熬过了现在这场寒流，中国的外包产业仍然任重道远。